透過從自己開始的研究，將世界奪回自己手中｜下篇

將生命詮釋權奪回手中：在社會連結中重塑世界觀的行動

3、 社會上正在發生什麼事──社會紐帶的弱化

為什麼「我是我」這件事，在當今社會裡會變得如此寸步難行？這並非單純的個人心理問題，而是因為我們身處的社會大結構，其內部的緊密連結（紐帶）正在發生全面的結構性崩塌與弱化。

這裡有一組非常有意思且發人省思的統計：犯罪檢舉率（刑案破案率）的變化。

在一八八〇年代左右，日本社會的犯罪檢舉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以上。當時的社會輿論普遍讚譽「日本的警察非常優秀、偵查制度嚴密且勤勉」。然而，到了現代，這個數字卻一路雪崩式地下滑到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左右的低迷狀態（※）。

難道是因為現在的警察變笨了、或者公權力集體偷懶懈怠了嗎？社會學的真相恰恰相反。現代的警方動用了遠比過去更先進的科學技術、動員了更多的人力與精密的科學搜查手段，但破案率卻依然不見起色。

真正的關鍵，在於「社會連結的斷裂」。

在過去，即使是在大白天發生了一場殺人事件，附近的街坊鄰居、路過的行人，誰在哪個時間點出現在那裡、誰家最近有什麼樣的異動，周圍的人都一清二楚。因為那時的人們，彼此之間存在著強烈的、有機的社會連結。

然而到了現代，這種連結徹底斷裂了。即使一場不講理的悲劇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走在路上的行人、住在隔壁的鄰居，每個人都對周圍的一切表現得毫無興趣、冷眼旁觀。人們不再對他者抱持關心，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互動被壓縮到了最低限度。

當這種冷漠在全社會蔓延開來時，大眾不再透過真實的對話來確認彼此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每個人都只能在自己的大腦中，單方面去想像「大家」在想什麼、去猜測「社會」會怎麼評判我。

這種缺乏雙向交涉的單向想像，讓每個人都在內心演著一場孤軍奮戰的獨角戲。當你把身邊的每個人都當作潛在的法官、當作隨時會傷害你的敵人時，「自己」的存在空間就會被壓縮得愈來愈狹窄。現代人心中那份無處可逃的被害者心情與自卑感，正是在這種「社會紐帶全面解體」的溫床中，被源源不斷地滋養了出來。

如果每個人都被這條隱形的線死死地綑綁在一起，那麼「要感覺到自己是一個『自己』」這件事，在根本上就變得很不可思議。在整個社會大結構中，人們開始變得很難去直接向對方確認彼此的真實心意。相反地，每個人都只能在自己的大腦中，單方面去想像「對方」或「大家」會怎麼看自己，進而去微調、去揣摩自己的日常行動。當你開始覺得「我必須去迎合所有人」時，被害者的自卑感就會更容易在體內滋養了出來。在這種無休無止的迎合中，每個人都帶著一種「自己正在被無情消滅、被掏空」的真實窒息感，而感到這份生存艱難的人，在現代社會中正在變得愈來愈多。

現在的電視台走向了數位化與多頻道化，而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相機與社群媒體（SNS）的普及，更是開啟了一個一億人都是總攝影師、人人都能進行拍攝與傳播的爆量資訊時代。大眾媒體與社群平台每天都在向我們噴射海量的資訊。按讚、留言、即時訊息看起來無處不在，每個人都彷彿生活在資訊的海洋裡。但反直覺的是，在這個資訊看似最爆炸、最便利的時代，我們與真實世界的距離，反而被推得最遙遠。世界，成了一個巨大的、雙手無法觸及的彼方。世界的事情、社會的大事，在我們的感知中，逐漸變成了一層與自己毫無關聯的、隔絕的色彩。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現代人最常見的集體避難行為，就是躲進由數位科技構築的防禦罩裡：在通勤的電車上，每個人都死命地戴著耳機聽音樂，或是把視線死死鎖在手機的遊戲與訊息視窗裡。這群人並非真的那麼熱愛這首歌曲、或是非玩這款遊戲不可。這本質上是一場為了防禦他者視線而展開的隱形抗爭。當周圍的空間讓你感到焦慮、當別人的目光讓你感到不講理的冒犯與刺痛時，透過戴上耳機、沒入遊戲與虛擬世界中，我們才能在人擠人的密室裡，勉力建起一道保護自己的隱形高牆。

但是，這種將自己封閉在原子化孤立狀態下的防衛行為，雖然在短時間內保護了你，打代價卻是極其慘痛的：它徹底閹割了你與真實他者進行雙向對話的可能。當你習慣了把最想對人訴說的真心話、最渴望被世界體諒的痛苦給死死關在心門之內，只在形式上對社會的要求給予順從的回答時，溝通的管道在實質上就已經被你單方面關閉了。你成了一個只能單方面配合對方、單方面承受痛苦的空轉原子。

如同過去日本作家宮澤賢治在其思想中所論述的一樣（※）：一個人的主體性與自我，唯有在與他者、與大自然的緊密共鳴連結中才能真正顯現。如果事情確實是如此，那麼在當代社會中，如何打破這堵冰冷的高牆，去尋求與他者之間真實、雙向的溝通，無疑才是我們將世界奪回自己手中最關鍵的起點。

關係變得稀薄的社會中的「透明存在的我」

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變質時，前述那種「要感覺到自己是一個『自己』在根本上變得很困難」的現象，便會以一種必然的姿態發生。

若社會連結（紐帶）已經走向脆弱，那麼能用來支撐自己的，就只剩下「自己」了。在以往還能活用社會制度的時代，個人或許還能得到庇護；然而到了現代，當人必須完全依靠自己來保護自己、依靠自己來維持生活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並非像昭和時期的黑幫（任俠）電影那樣，講述著親分與子分（老大與小弟）之間相互為對方捨命、充滿血性羈絆的故事。在現代，基本的前提是每個人都必須作為一個「自立的個人」而存在，並在彼此互不干涉、互不跨越界線的狀態下，各自對自己的生活承擔起所有的責任。

在這種以「自己負起全責（自己責任論）」為底層邏輯的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無疑是極其冰冷且稀薄的。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往往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孤獨。

在這種社會結構下，便存在著前述那種「透明存在的我」。當事人的骨髓裡，就像是被這股名為「個人全責論」的凜冽寒風給徹底吹透了一樣。在這種現狀下，要讓自己去抱持希望是極其困難的，人們往往在不知不覺中，被迫陷入了一種只能選擇放棄的無奈心境中。人生的各個層面，自己似乎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無能為力、被迫放棄了。世界，終究顯得無比遙遠。那是一個雙手完全觸及不到、也根本感知不到任何溫度的彼方。

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夠回應這樣令人窒息的集體困境，那無疑必須在看清「這些社會連結是如何走向脆弱」的背景之下，去具體、深入地解明：這個「我」究竟是如何陷入了生存艱難（生き難さ）的陷阱之中。

3. 什麼是必要的──「從自己開始的研究」究竟為何？又能帶來什麼？

這裡所需要的，並非是高高在上的宏大敘事，而是去具體、切實地解明並看清自己痛苦樣貌的研究。當人置身於漆黑一片的密室中時，不論怎麼掙扎、怎麼伸手，往往都觸碰不到任何東西。然而，這種「從自己開始的研究」，其核心並非是要讓你的痛苦立刻憑空消失，而是要讓你去清楚明瞭：自己至今為止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痛苦？自己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受到折磨的？

透過這種研究，那些原本將自己全盤否定的無力感，以及將自己定位成被動受害者的艱難處境，才會在研究的推動下，被清清楚楚地彰顯出來。我認為，這類研究的出發點正是「我」本身。它不僅僅停留在個人的反思，而是去直接或間接地看清：那些圍繞在自身周圍的「社會」與「他者」，究竟是以何種方式介入並影響著「我」的生存。我認為，這類研究能成為強力的轉機之一。

「從自己開始的研究」其具體定義

我們可以說，「從自己開始的研究」具有以下特徵：

• ①它不是受制於他人的研究（非他律的研究），而是出於自我的關心所展開的研究；

• ②它是將與自己切身相關、或與自己有重大關聯（可能產生關聯）的事物來作為核心所展開的研究。

此外，作為東京Shrure大學的特徵，則採取了

• ③在研究推進的過程中交織著相互作用（雙向互動）與共同檢討的作法。

雖然在本次的學報紀要中，學生的論文全都是以「自己本身」作為對象的研究，但研究的對象並不全然局限於自己本身。在東京Shure大學裡，這種將自己本身作為對象、且「從自己開始的研究」，便正式被稱之為「自我研究」。

將「對自己的意義」作為核心軸線而持續推進的研究

之所以要在這裡特地強調「從自己開始」，並將其作為研究的軸線來持續推進，是因為在進行這場研究的過程中，當事人必須在內心深處，隨時隨地去保持高度的自覺：這場研究對於「自己」而言，究竟具有什麼樣的生命意義？

如果被問到「這場研究究竟是為了誰而做的？」時，答案毫無疑問，第一義上完全是「為了自己而做、為了拯救自己而展開的研究」。在進行探索的過程中，研究者必須不斷去尋找、去確認這個與自身存在緊密對話的答案。

在傳統主流大學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被要求非得去整理先行研究、去變更研究路徑、去尋找過去不曾被學術界涉足的研究對象，並在論文中展現出某種學術新規劃與新規範。傳統研究的評估基準，往往是在叩問：這場研究對於既有的學術知識累積而言，究竟能帶來什麼樣的新貢獻、是否推動了學術體制的進展？

然而，我們所主張的「從自己開始的研究」，在第一義上所追求的，完全是另一種層面的回報：當事人是否能在研究的過程中，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究竟是如何活過來的？自己對於活著這件事，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看清與理解？這才是這種研究最核心的基準。

正因為如此，這種研究的動機往往具備了極其強烈的、根植於自身生命經驗的「強烈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會轉化為一股巨大的牽引力，帶領研究者在面對「我想看清的事情到底是什麼？」、「這個研究是否真的能讓我活得更輕鬆？」等核心問題時，能夠不流於形式地持續深挖。如果這場研究無法回應自己內心最深處的疑問，那麼即便論文的格式再怎麼完美、體裁再怎麼符合規範，這場研究也將失去它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生存意義。這是一場絕不與個人生命體驗相游離、相割裂的研究。

「個人的即是政治的。」

這句話，原本是美國女性主義（Feminism）運動中所使用的核心口號（※）。當我們將這個視視角代入自我研究時，其意義便清晰地浮現了出來：當一個人願意去深刻、徹底地挖掘自己私密的、個人的痛苦經驗時，這場研究的意義，就不再僅僅局限於當事人當下的個體私人經驗。這場探索，會自然而然地轉化為一場對人與人之間、個人與集體、乃至於個人與整個社會體制關係的重新詮釋與對話。從自己開始的研究，雖然起點看似微觀，但其結果，往往也常能為社會大眾、為其他有著相同困境的人們，帶來深刻的啟發與不可忽視的生命意義。

4. 將世界奪回自己手中，究竟意味著什麼？

將世界奪回自己手中，其最根本的前提，在於認清「世界被奪走」的真實樣態。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當一個人活在一個要感覺到「我是我」都變得寸步難行的社會裡，世界與自己的連結就會被徹底切斷。我們很難在內心深處去感覺到「自己與這個世界是有關聯的」，更別說去相信「自己有能力對這個世界產生任何好的影響」了。在這種狀態下，社會成了一個高高在上、單方面去規定你、限制你的冰冷存在。

坦白說，這種將人全盤否定的支配性構造，在現代社會中幾乎無處不在。即使我們在理性上明白了這一點，但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依然不可避免地在無意識中，共同參與並加劇了這場對弱勢者的不講理施壓。但是，當我們把這份痛苦悶在心裡、當我們覺得世界反正不會改變時，內心的糾結與衝突是永遠無法得到釋懷的。難道我們就只能在形式上給予順從，成為一個只能單方面承受的、被動的提線木偶嗎？

透過「自我研究」，人才能真正開始去知曉自己、去重新認識自己。在研究的過程中，當我們把那些看似不可動搖的「自我否定的惡性循環」拿出來當作主題來重新端詳、用自己的語言把它清清楚楚地描繪出來時，那些原本在無意識中將我們死死扣住的魔咒，就會開始產生動搖。

這場研究，能讓我們看清自己與他者、自己與社會之間，究竟是在哪一個環節發生了錯位。當你奪回對痛苦的詮釋權時，自我，就不再是一個只能被動接受被決定好命運的空轉原子。你將在雙向的對話與交涉中，重新成為一個可以自主思考、可以主動做出轉變的、完整的自己。

在東京Shure大學所實踐的「自我研究」中，讓自己置身在與他者、與社會大眾的緊密共鳴連結中去推進研究，其本質，正是一場將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構」的旅程。

這場研究能帶領我們去重新捕捉並看清：自己與對方（無論是親近的人、集體還是社會）之間，究竟是如何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明瞭「我是誰」、看清「自己活在什麼樣的脈絡中」，這本身就是一場巨大的解脫。這會轉化為一股強力且溫柔的夥伴力量，陪著你在這個不講理的世界裡，重新找回安穩與立足點。

從自己開始的研究，其終點，正是為了讓自己重新與世界建立起真正有溫度的連結，將生活的決定權，重新奪回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