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社會上正在發生什麼事──社會紐帶的弱化

為什麼「我是我」這件事，在當今社會裡會變得如此寸步難行？這並非單純的個人心理問題，而是因為我們身處的社會大結構，其內部的緊密連結（紐帶）正在發生全面的結構性崩塌與弱化。

這裡有一組非常有意思且發人省思的統計：犯罪檢舉率（刑案破案率）的變化。

在一八八〇年代左右，日本社會的犯罪檢舉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以上。當時的社會輿論普遍讚譽「日本的警察非常優秀、偵查制度嚴密且勤勉」。然而，到了現代，這個數字卻一路雪崩式地下滑到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左右的低迷狀態（※）。

難道是因為現在的警察變笨了、或者公權力集體偷懶懈怠了嗎？社會學的真相恰恰相反。現代的警方動用了遠比過去更先進的科學技術、動員了更多的人力與精密的科學搜查手段，但破案率卻依然不見起色。

真正的關鍵，在於「社會連結的斷裂」。

在過去，即使是在大白天發生了一場殺人事件，附近的街坊鄰居、路過的行人，誰在哪個時間點出現在那裡、誰家最近有什麼樣的異動，周圍的人都一清二楚。因為那時的人們，彼此之間存在著強烈的、有機的社會連結。

然而到了現代，這種連結徹底斷裂了。即使一場不講理的悲劇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走在路上的行人、住在隔壁的鄰居，每個人都對周圍的一切表現得毫無興趣、冷眼旁觀。人們不再對他者抱持關心，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互動被壓縮到了最低限度。

當這種冷漠在全社會蔓延開來時，大眾不再透過真實的對話來確認彼此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每個人都只能在自己的大腦中，單方面去想像「大家」在想什麼、去猜測「社會」會怎麼評判我。

這種缺乏雙向交涉的單向想像，讓每個人都在內心演著一場孤軍奮戰的獨角戲。當你把身邊的每個人都當作潛在的法官、當作隨時會傷害你的敵人時，「自己」的存在空間就會被壓縮得愈來愈狹窄。現代人心中那份無處可逃的被害者心情與自卑感，正是在這種「社會紐帶全面解體」的溫床中，被源源不斷地滋養了出來。

如果每個人都被這條隱形的線死死地綑綁在一起，那麼「要感覺到自己是一個『自己』」這件事，在根本上就變得很不可思議。在整個社會大結構中，人們開始變得很難去直接向對方確認彼此的真實心意。相反地，每個人都只能在自己的大腦中，單方面去想像「對方」或「大家」會怎麼看自己，進而去微調、去揣摩自己的日常行動。當你開始覺得「我必須去迎合所有人」時，被害者的自卑感就會更容易在體內滋養了出來。在這種無休無止的迎合中，每個人都帶著一種「自己正在被無情消滅、被掏空」的真實窒息感，而感到這份生存艱難的人，在現代社會中正在變得愈來愈多。

現在的電視台走向了數位化與多頻道化，而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相機與社群媒體（SNS）的普及，更是開啟了一個一億人都是總攝影師、人人都能進行拍攝與傳播的爆量資訊時代。大眾媒體與社群平台每天都在向我們噴射海量的資訊。按讚、留言、即時訊息看起來無處不在，每個人都彷彿生活在資訊的海洋裡。但反直覺的是，在這個資訊看似最爆炸、最便利的時代，我們與真實世界的距離，反而被推得最遙遠。世界，成了一個巨大的、雙手無法觸及的彼方。世界的事情、社會的大事，在我們的感知中，逐漸變成了一層與自己毫無關聯的、隔絕的色彩。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現代人最常見的集體避難行為，就是躲進由數位科技構築的防禦罩裡：在通勤的電車上，每個人都死命地戴著耳機聽音樂，或是把視線死死鎖在手機的遊戲與訊息視窗裡。這群人並非真的那麼熱愛這首歌曲、或是非玩這款遊戲不可。這本質上是一場為了防禦他者視線而展開的隱形抗爭。當周圍的空間讓你感到焦慮、當別人的目光讓你感到不講理的冒犯與刺痛時，透過戴上耳機、沒入遊戲與虛擬世界中，我們才能在人擠人的密室裡，勉力建起一道保護自己的隱形高牆。

但是，這種將自己封閉在原子化孤立狀態下的防衛行為，雖然在短時間內保護了你，打代價卻是極其慘痛的：它徹底閹割了你與真實他者進行雙向對話的可能。當你習慣了把最想對人訴說的真心話、最渴望被世界體諒的痛苦給死死關在心門之內，只在形式上對社會的要求給予順從的回答時，溝通的管道在實質上就已經被你單方面關閉了。你成了一個只能單方面配合對方、單方面承受痛苦的空轉原子。

如同過去日本作家宮澤賢治在其思想中所論述的一樣（※）：一個人的主體性與自我，唯有在與他者、與大自然的緊密共鳴連結中才能真正顯現。如果事情確實是如此，那麼在當代社會中，如何打破這堵冰冷的高牆，去尋求與他者之間真實、雙向的溝通，無疑才是我們將世界奪回自己手中最關鍵的起點。

關係變得稀薄的社會中的「透明存在的我」

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變質時，前述那種「要感覺到自己是一個『自己』在根本上變得很困難」的現象，便會以一種必然的姿態發生。

若社會連結（紐帶）已經走向脆弱，那麼能用來支撐自己的，就只剩下「自己」了。在以往還能活用社會制度的時代，個人或許還能得到庇護；然而到了現代，當人必須完全依靠自己來保護自己、依靠自己來維持生活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並非像昭和時期的黑幫（任俠）電影那樣，講述著親分與子分（老大與小弟）之間相互為對方捨命、充滿血性羈絆的故事。在現代，基本的前提是每個人都必須作為一個「自立的個人」而存在，並在彼此互不干涉、互不跨越界線的狀態下，各自對自己的生活承擔起所有的責任。

在這種以「自己負起全責（自己責任論）」為底層邏輯的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無疑是極其冰冷且稀薄的。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往往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孤獨。

在這種社會結構下，便存在著前述那種「透明存在的我」。當事人的骨髓裡，就像是被這股名為「個人全責論」的凜冽寒風給徹底吹透了一樣。在這種現狀下，要讓自己去抱持希望是極其困難的，人們往往在不知不覺中，被迫陷入了一種只能選擇放棄的無奈心境中。人生的各個層面，自己似乎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無能為力、被迫放棄了。世界，終究顯得無比遙遠。那是一個雙手完全觸及不到、也根本感知不到任何溫度的彼方。

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夠回應這樣令人窒息的集體困境，那無疑必須在看清「這些社會連結是如何走向脆弱」的背景之下，去具體、深入地解明：這個「我」究竟是如何陷入了生存艱難（生き難さ）的陷阱之中。

3. 什麼是必要的──「從自己開始的研究」究竟為何？又能帶來什麼？

這裡所需要的，並非是高高在上的宏大敘事，而是去具體、切實地解明並看清自己痛苦樣貌的研究。當人置身於漆黑一片的密室中時，不論怎麼掙扎、怎麼伸手，往往都觸碰不到任何東西。然而，這種「從自己開始的研究」，其核心並非是要讓你的痛苦立刻憑空消失，而是要讓你去清楚明瞭：自己至今為止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痛苦？自己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受到折磨的？

透過這種研究，那些原本將自己全盤否定的無力感，以及將自己定位成被動受害者的艱難處境，才會在研究的推動下，被清清楚楚地彰顯出來。我認為，這類研究的出發點正是「我」本身。它不僅僅停留在個人的反思，而是去直接或間接地看清：那些圍繞在自身周圍的「社會」與「他者」，究竟是以何種方式介入並影響著「我」的生存。我認為，這類研究能成為強力的轉機之一。

「從自己開始的研究」其具體定義

我們可以說，「從自己開始的研究」具有以下特徵：

• ①它不是受制於他人的研究（非他律的研究），而是出於自我的關心所展開的研究；

• ②它是將與自己切身相關、或與自己有重大關聯（可能產生關聯）的事物來作為核心所展開的研究。

此外，作為東京Shrure大學的特徵，則採取了

• ③在研究推進的過程中交織著相互作用（雙向互動）與共同檢討的作法。

雖然在本次的學報紀要中，學生的論文全都是以「自己本身」作為對象的研究，但研究的對象並不全然局限於自己本身。在東京Shure大學裡，這種將自己本身作為對象、且「從自己開始的研究」，便正式被稱之為「自我研究」。

將「對自己的意義」作為核心軸線而持續推進的研究

之所以要在這裡特地強調「從自己開始」，並將其作為研究的軸線來持續推進，是因為在進行這場研究的過程中，當事人必須在內心深處，隨時隨地去保持高度的自覺：這場研究對於「自己」而言，究竟具有什麼樣的生命意義？

如果被問到「這場研究究竟是為了誰而做的？」時，答案毫無疑問，第一義上完全是「為了自己而做、為了拯救自己而展開的研究」。在進行探索的過程中，研究者必須不斷去尋找、去確認這個與自身存在緊密對話的答案。

在傳統主流大學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被要求非得去整理先行研究、去變更研究路徑、去尋找過去不曾被學術界涉足的研究對象，並在論文中展現出某種學術新規劃與新規範。傳統研究的評估基準，往往是在叩問：這場研究對於既有的學術知識累積而言，究竟能帶來什麼樣的新貢獻、是否推動了學術體制的進展？

然而，我們所主張的「從自己開始的研究」，在第一義上所追求的，完全是另一種層面的回報：當事人是否能在研究的過程中，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究竟是如何活過來的？自己對於活著這件事，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看清與理解？這才是這種研究最核心的基準。

正因為如此，這種研究的動機往往具備了極其強烈的、根植於自身生命經驗的「強烈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會轉化為一股巨大的牽引力，帶領研究者在面對「我想看清的事情到底是什麼？」、「這個研究是否真的能讓我活得更輕鬆？」等核心問題時，能夠不流於形式地持續深挖。如果這場研究無法回應自己內心最深處的疑問，那麼即便論文的格式再怎麼完美、體裁再怎麼符合規範，這場研究也將失去它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生存意義。這是一場絕不與個人生命體驗相游離、相割裂的研究。

「個人的即是政治的。」

這句話，原本是美國女性主義（Feminism）運動中所使用的核心口號（※）。當我們將這個視視角代入自我研究時，其意義便清晰地浮現了出來：當一個人願意去深刻、徹底地挖掘自己私密的、個人的痛苦經驗時，這場研究的意義，就不再僅僅局限於當事人當下的個體私人經驗。這場探索，會自然而然地轉化為一場對人與人之間、個人與集體、乃至於個人與整個社會體制關係的重新詮釋與對話。從自己開始的研究，雖然起點看似微觀，但其結果，往往也常能為社會大眾、為其他有著相同困境的人們，帶來深刻的啟發與不可忽視的生命意義。

4. 將世界奪回自己手中，究竟意味著什麼？

將世界奪回自己手中，其最根本的前提，在於認清「世界被奪走」的真實樣態。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當一個人活在一個要感覺到「我是我」都變得寸步難行的社會裡，世界與自己的連結就會被徹底切斷。我們很難在內心深處去感覺到「自己與這個世界是有關聯的」，更別說去相信「自己有能力對這個世界產生任何好的影響」了。在這種狀態下，社會成了一個高高在上、單方面去規定你、限制你的冰冷存在。

坦白說，這種將人全盤否定的支配性構造，在現代社會中幾乎無處不在。即使我們在理性上明白了這一點，但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依然不可避免地在無意識中，共同參與並加劇了這場對弱勢者的不講理施壓。但是，當我們把這份痛苦悶在心裡、當我們覺得世界反正不會改變時，內心的糾結與衝突是永遠無法得到釋懷的。難道我們就只能在形式上給予順從，成為一個只能單方面承受的、被動的提線木偶嗎？

透過「自我研究」，人才能真正開始去知曉自己、去重新認識自己。在研究的過程中，當我們把那些看似不可動搖的「自我否定的惡性循環」拿出來當作主題來重新端詳、用自己的語言把它清清楚楚地描繪出來時，那些原本在無意識中將我們死死扣住的魔咒，就會開始產生動搖。

這場研究，能讓我們看清自己與他者、自己與社會之間，究竟是在哪一個環節發生了錯位。當你奪回對痛苦的詮釋權時，自我，就不再是一個只能被動接受被決定好命運的空轉原子。你將在雙向的對話與交涉中，重新成為一個可以自主思考、可以主動做出轉變的、完整的自己。

在東京Shure大學所實踐的「自我研究」中，讓自己置身在與他者、與社會大眾的緊密共鳴連結中去推進研究，其本質，正是一場將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進行「重構」的旅程。

這場研究能帶領我們去重新捕捉並看清：自己與對方（無論是親近的人、集體還是社會）之間，究竟是如何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明瞭「我是誰」、看清「自己活在什麼樣的脈絡中」，這本身就是一場巨大的解脫。這會轉化為一股強力且溫柔的夥伴力量，陪著你在這個不講理的世界裡，重新找回安穩與立足點。

從自己開始的研究，其終點，正是為了讓自己重新與世界建立起真正有溫度的連結，將生活的決定權，重新奪回自己手中。

「自我研究（Selfology）」是由日本雫穿大學（Tekisen Democratic University，簡稱 TDU）教授朝倉景樹發展出來的一種質性研究方法。與傳統學術研究不同，它的核心目標是為了「讓自己活得更輕鬆」。

傳統研究通常是專家為了推進專業領域的知識、為了「世人」而做的；而自我研究第一義上是為了「自己」而進行的。 它鼓勵個人將生活中感受到的艱難、痛苦或生存困境視為研究對象，透過重新審視「我」如何受到社會影響，來消除生活的困難，並捕捉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此外，自我研究相信「個人的即是政治的、也是社會的」。當一個人徹底且具體地挖掘自身的生存困境時，其研究結果往往能增加他人的生存容易度，成為一種對世界展開行動的力量。

過往學生的自我研究主題包括：

• 對我而言，〈努力〉究竟是什麼？

• 源於他人的否定預感，是如何在我心中根深蒂固成為事實的？

• 關於想像他人想法時，我所感受到的「恐懼」是什麼樣的感覺？

• 為什麼我覺得自己「被罵」時，會感受到「存在被否定」？

• 個人與社會——為何有時會做出讓自己痛苦的事？

• 小學時期我培養了什麼樣的自我認同？

• 為什麼就算壓抑自己也要優先考慮別人？

簡而言之，自我研究邀請每個人成為自己生命問題的專家，透過將私人的困境轉化為共享的語言，讓我們不再只是獨自忍受痛苦，而是在重新與他人連結的過程中，共同開拓出一個更容易於呼吸與生存的空間。

文/ 朝倉 景樹

東京民主大學 TDU・雫穿大學職員。出生於京都，成長於關西與關東。在國內外進行不登校、另類教育等社會學研究。

1. 那些無名之物的悄然進展

當我們接觸到社會新聞時，總會得知世界上許多困頓與不幸的事情。這並非短暫的現象。日本的自殺者人數在連續十多年年增超過三萬人後，如今深受憂鬱症或躁鬱症困擾的人數更是突破了一百萬人。此外，根據推估，尼特族的統計數字大約在六十萬人左右，而繭居族的推估人數更是進一步超過了一百五十五萬人（※）。

社會上逐漸出現了試圖為這種悄然蔓延的現況命名的動向。像是「無緣社會（缺乏社會連結的社會）」或「孤族（孤獨生活的人）」等詞彙，便是這類具體的例子（※）。然而，這些詞彙之所以始終沒有在社會大眾的心中真正定型，是因為人們所感受到的那份「感覺」，與既有的「語言」之間並不契合。

人們之所以無法將自身感受到的事情轉化為語言，是因為他們所持有的，是一種在社會大眾身上「還找不到合適文字」的語彙，或是某種讓人感到不對勁、不對盤的感受。這種「缺乏名稱」的狀態，本身就代表著大眾尚未真正認清「那股感覺到底是什麼」。

在這篇論文中，我想要寫下在當前社會中所發生的種種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是如何波及到人們的自我認知、存在感，甚至是人們在生活上的艱難；同時也想探討，這種「從自己開始的研究（自我研究）」對於上述的變化，究竟能開拓出什麼樣的可能。

2. 成為「自己」的艱難

活在「我是誰」的生存艱難裡

過去在美國興起、隨後也在日本各處蔓延開來的「自我主義（Me-ism）」一詞，曾有一段時期經常被討論。那是一種被主流社會定義為「一味追求自身的幸福或滿足，而對他人不聞不問、極度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

然而，從當事人的角度來看，現代人所直面的困難並不是那樣的。相反地，現代人所面臨的，毋寧是「要感覺到自己是一個『自己』，這件事本身在根本上就很困難」的處境。

自己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這種事情變得極其難以把握。面對他者，內心總會潛藏著一種模糊的不安，並且隨時伴隨著一種後內疚與罪惡感。我認為，這種感覺正死死地扣住了現代人「活著」的這件事。

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面臨那種一成不變、公式化的「自我介紹」時，社會往往早就準備好了某種特定型態的標準答案，讓人只要照著填空就好。然而，當面臨「什麼對你來說才是重要的？」或是「你究竟想怎麼活著？」這類核心的提問時，事情就變得非常棘手。我們很難確信自己所抱持的價值觀真的是好的。總覺得自己彷彿在虛空中漂浮著，腳下踩不到任何堅實的土地。我認為，抱持著這種「踩不到底的空轉感」的人，在現代社會中絕不在少數。

透明存在的我

💡 註： 「透明存在的我」這個詞彙，源自於當年酒鬼薔薇聖斗（神戶連續殺傷兒童事件犯案少年）在犯行聲明中所使用的具體詞彙。在此，作者借用此詞來探討當代青年共同的心理現象。

這種「透明感」，是一種個人在自我表達時經常使用的詞彙。過去，人們在提到「透明」這個詞時，往往寄託著「純粹、沒有汙垢」等正面的含義；然而在現代，這個詞卻更常被用來形容一種「空洞、內部空無一物」的悲慘感覺。

這種「內心空無一物」的體會，指的是一種在自己心中「根本感覺不到牢固的自我」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好惡或對各種事物的看法，都像是完全不曾存在於自己的體內一樣。這會讓人產生一種「自己被迫非得去過著迎合別人想法的生活」的感覺，進而覺得連自己本身都成了一件無比內疚與可憐的事情。

那種「我是無力的」的無力感，指的是一種覺得自己彷彿不具備「像一般人那樣的決斷力或種種能力」的感覺。當事人會覺得，無論是自己身上的各種處境或大大小小的事情，說到底全都是由這個社會的某處給擅自決定好的。

這是一種覺得自己對於社會的變動或制度「根本無能為力」的無力感。社會大抵上是由權力精英所構築出來的（※），而權力精英所打造的環境，對個人來說，成了一個完全無法由自己參與決定、只能全盤接受的場所。

當一個人感覺到自己成了一個「透明存在」、感覺自己「不被世界看見」時，那份懸念與焦慮，便會同時在心中蔓延開來。在「自己與大家待在一起」的時候，這種「我」是否真正存在於那個場合？這種「大家」究竟有沒有記住我的存在？當事人會為此感到無比擔心。他們會陷入一種焦慮，覺得自己剛才所做的事情，在別人眼裡看來，其印象搞不好比其他人做的事情還要來得更加薄弱。

這樣的「我」，往往會產生一種自己是被害者的感覺。自己的人生或可以選擇的退路，幾乎全都是被這個世界給強行決定好的，而在這種受限的窄縫中，自己還被強迫非得做出選擇不可，甚至連選擇後的結果與責任也得由自己一併承擔。這種不講理的待遇，會讓人覺得自己隨時可能遭到周圍的嘲笑或責備。因此，當內心產生了這種被世界不講理對待的被害者感覺時，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孤獨存在的我

「不想被別人看見、不想讓自己的存在被過度指認」的感覺，與「自己是一個人」的狀態是緊密相連的。然而，在現代社會裡，「一個人待著」這件事本身，往往並非單純被視為個人選擇，而是會被周圍的人貼上標籤，認為「這個人一定是因為沒有朋友，所以才孤單一個人」。在校園或職場中，不希望自己被熟人當作是「一個只能獨自吃午餐的、寂寞可憐的傢伙」，成了極其沉重的壓力。

這種為了逃避他者的視線與評價，寧可把便當帶進廁所的個別隔間裡，獨自一人默默吃完的「便所飯（廁所午餐）」現象（※），正是因為害怕被當作孤單一人的次等人類、害怕承受那份寂寞與羞恥感，所衍生出的極端防衛舉動。

即使是表面上看起來關係很好的朋友們聚在一起，只要有人從對方的眼裡察覺到「自己被當作朋友看待」的善意或期待時，深陷在自我否定中的自己，反而會一瞬間失去自信，心想：「我真的配得上這個人對我的好意嗎？」這會讓當事人陷入更深的焦慮與孤獨中。當善意與好感非但無法帶來拯救，反而在內心深處演變成了一種不論如何都無法坦然接受的負擔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會變得無比疏離，讓人隨時隨地都感受到一種世界與自己徹底斷絕的、淋漓的苦澀。

對人抱持恐懼的我

當一個人試圖要在心中去肯定自己時，往往一瞬間就會被內心的聲音打擊，覺得「這種肯定自我不過是差勁的人在自我安慰罷了」。這會讓人不由自主地去在意：「社會上一般的人、或是周圍那些認識我的人，究竟是怎麼看我的？」當這種在意轉化為對他人視線的恐懼時，當事人就會隨時活在「大家到底在怎麼評判我？」的巨大懸念中。就像字面上的含義一樣，去揣摩別人的眼光，成了生活中最核心的事。

因此，要讓自己從那些隨時在評價自己的熟人、同儕的眼光中鬆懈下來，是根本辦不到的事。對人抱持著恐懼，意味著你必須隨時去防範別人的視線。否定性的評估與負面標籤，對於細膩的年輕人而言，就像是社會性的無期徒刑一樣，具有文字通行的致命打擊。

這會逼得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須隨時張大雷達、提高警覺。正如過去有一句老話說「男子出門有七個敵人」，但到了現代，那堵敵人的牆壁與視線，早已無處不在地潛藏在周圍的眾人環視之中。當一個人處於狀態不佳、調子不好的時候，外界的視線更會變成一種讓人恐懼到完全不敢踏出家門的巨大威脅。

在這種「隨時會受到傷害」的恐懼下，人們言語與行動，開始變得極其容易受到周圍刺激的影響。在某些人際場合中，一旦察覺到自己的言行舉止可能不符合社會的正確性、或是感覺到自己正在被全盤否定時，那份過度敏感的防禦機制就會被瞬間觸發。這會讓人陷入一種只要一出錯、就會立刻落入危險境地的極度緊繃狀態中。

在這種狀態下，即使在職場或人際關係中受到了不講理的指責或責備，當事人往往也會因為陷入巨大的恐懼，而變得「連一句為自己抗辯、說明的話都說不出口」。

為了解決這種隨時可能被否定、被貼上差勁標籤的不安全感，我們最直觀的應對方式，往往是付出細心的注意，拼命去規範自己的行動，好讓自己「不要被挑出毛病、不要被留下一絲口實」。然而，這種長期的、消耗性的同調努力，只會讓人陷入更深的疲憊與精神內耗。

為了防禦他者視線，我們開始在腦海中進行無休無止的模擬考，去推測「大家」到底想要什麼、社會的「應有姿態」又是什麼。然而，這種為了迎合而展開的同調過程，在根本上是「不可逆」的。這就像化學反應一樣，一旦你習慣了在所有人面前扮演一個全盤接受的順從者，你對生活的感性與主體性就會被徹底扭曲，再也無法回到受創之前的狀態。

更令人感到無念（不甘與遺憾）的是，當這種拼盡全力的自我犧牲最後依然無法換來周圍的認同，甚至再次在生活中出錯、遭到全面否定時，那份不講理的委屈在現實中是完全無處發洩的。

「壞的終究是我自己吧。」

在缺乏雙向交涉的重壓下，現代人最後只能無奈地把所有規則、所有的不幸，通通整理成「是我自己不好、是我能力不夠」。在這種一邊承受著不講理的責備、一邊強迫自己去符合社會同調的惡性循環中，每個人都在無意識中把對生活的詮釋權給拱手讓了出去。最後留給自己的，只剩下一個被徹底掏空、虛妄且無比空洞的「我」。

下篇

有天，我在書架上偶然看見《與孩子一起創造民主主義：教育能做的事》（こどもと民主主義をつくる: 教育にできること）這本書，立刻被深深吸住。我二話不說帶回家，透過 AI 輔助，一口氣就把它讀完了！書裡介紹的各國教育案例實在太精彩，我因此追蹤了作者創辦的機構「沒有答案的學校」（こたえのない学校）。

沒想到就在某天，社群媒體推播了一場活動資訊——他們竟然邀請了書中提到的經典案例：丹麥埃格蒙特民眾高等學校（Egmont Højskolen）的教師們親自來日本對談！看見資訊的當下，我立刻興奮地報名參加。

結果到了現場才發現，整場活動是「丹麥文直接翻譯成日文」。正當我心想「非常好，又是一場硬仗」的時候，我遇見了這本書作者的女兒。她非常熱心地坐在我旁邊，把日文即時翻譯成英文給我聽；而現在，我再把這份吸收下來的震撼，整理成中文分享給大家，哈哈！這真是一場有趣的四國語言接力賽。

不過，在正式進入這場充滿啟發的對談之前，想先跟大家簡單分享：丹麥的「民眾高等學校（Folkehøjskole）」是什麼？

沒有考試與課綱的學校？認識丹麥的「民眾高等學校」

這是一種獨立、非營利且以自治精神運作的成人教育機構，主要招收 18 歲以上的青年與成年人，性質介於中等與高等教育之間。它的誕生，必須追溯到 1844 年的丹麥。當時，被譽為「民眾高等學校之父」的丹麥教育家葛倫特維希（N.F.S. Grundtvig），批判當時傳統中學教育過於強調背誦與記憶，主張教育應以「人性的發展」與「心靈的啟發」為核心。

在他的影響下，第一所民眾高等學校由柯爾德（Christen Kold）於 1844 年正式成立。這裡反對死板地照本宣科，更不以考試作為評量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透過對話、討論與生活中的交流來「啟發」學生，而非單向的知識「傳授」。

直至今日，民眾高等學校依然維持著獨特的運作方式。學校對大眾開放，經費主要來自政府補助。這裡沒有國家規定的課綱，校長可以依據自己的理念來設計課程，學生也不會被強迫修習特定的必修課。一所學校通常約有 70 到 100 名學生，年齡多在 20 歲上下（不過隨著社會變遷，近年也開設了更多短期與職業導向課程，越來越開放給長者與退休人士就讀）。

學生們以住宿的方式共同生活，透過讀書會、工作坊和演講來學習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學甚至外語。在這裡，沒有期中或期末考，更不發放用來求職的學歷文憑。

既然沒有文憑，大家來這裡做什麼呢？他們來這裡學習如何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培養批判性思考，並透過日常的對話與合作來真實體驗「民主」。可以說，這是一種以「探索人生與社會」為核心目標而存在的學校。

埃格蒙特（Egmont Højskolen）：重新定義「照顧」的真實融合

在丹麥，民主並不只是政治制度，更是一種深入日常生活的文化精神，塑造了這個國家的教育樣貌。在這個追求自由、平等與民主實踐的教育體系中，這次來到日本分享的「埃格蒙特民眾高等學校（Egmont Højskolen）」，更是走出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丹麥，有一個很深厚的傳統：讓年輕人階段性地接管自己的責任。為了實踐自主權並培養自信，即便伴隨著風險，也必須在實踐中進行訓練，而不僅僅是被保護在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

在許多國家（包括日本），家人長期參與身心障礙青年的生活照顧，深度介入他們的日常節奏與決策。照顧和責任被視為家庭的問題，為了確保穩定和安心，即便孩子成年了，父母長期的深度參與依然是很常見的現象。

但在埃格蒙特，他們採取了不同的方法：讓年輕人一點一滴地扛起責任，而父母和學校則退後一步，轉向從旁協助。必須理解的是，埃格蒙特不是安養機構，也不是治療設施，它就是一所非常普通的民眾高等學校。在這裡，年輕人不只是被照顧者，而是學習如何照顧自己與他人。他們在群體生活中慢慢找到節奏，在支持與信任中長成能獨立做決定的個體。

當年輕人來到埃格蒙特，他們會迎接許多未曾經歷過的課題：面對自己的身體、脆弱性，以及體認到自己是能夠左右他人日常生活的存在。在與他人的關係中，他們學會觀照與傾聽，並在互動裡逐漸理解自己與他人、世界的連結。

學校的目標，是讓年輕人盡可能成為獨立的大人，自己做決定、處理日常生活，並積極參與社會群體。在這裡，支持與安心感的存在，是為了讓人能自由伸展，而非受到保護與限制。學校不單單是上課的地方，更是謳歌人生、從經驗中學習，並培養責任感的場所，讓他們獲得成功的經驗。這些理念，對有身障與沒有身障的學生都一體適用。

講者特別提到，在許多地方，社會非常重視安全性、可預測性與迴避風險。但是，個人的成長必然伴隨著不確定性與突破極限。「人需要的不是完美，而是伴隨自立的生存力量。」

這份理念，具體落實在他們獨特的「個人助理（Personal Helper）」制度與入學流程中。

許多有身心障礙的新生是直接從家裡過來的，他們從未有過離開父母生活、自己做決定，或與其他年輕人對等地度過青春的經驗。過去，父母往往同時擔任照顧者與決策者，長期包辦了孩子生活中的主要責任與選擇。

在埃格蒙特，年滿 18 歲的學生被視為具有自主權的成人。入學前，學校會進行面談；無論學生需要多少協助，談話的主體始終是他們本人，必須親自表達自己的需求與願望。學校則邀請父母一同參與，但明確要求他們退居輔助角色，不主導對話或決定。

入學準備的另一個重要環節，是助理的選定。身障學生必須親自與多位應徵者進行簡短面試，由自己決定日常生活中希望由誰來協助——這個選擇通常不是依據對方的專業背景，而是雙方之間的興趣與契合度。

這些擔任助理的年輕人，不僅是照護者，同時也是學校裡的同學。他們的關係既是工作夥伴也是朋友，大家一起上課、參加活動、共同生活。這樣的模式有別於其他地方常見的上下關係式照護，而是透過共學與共同生活，促進雙方的理解與成長——這正是埃格蒙特所實踐的「包容（Inclusion）」教育

溫室之外：當「安全」不再是教育的唯一準則

在理解了埃格蒙特這套強調對等與自立的制度後，演講中分享的幾個真實故事，進一步促使我們反思「安全」在教育中的定位。

在許多文化脈絡裡，面對身心障礙者時，大人們最直覺的反應往往是「保護」。我們總希望盡可能為他們排除危險，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然而，埃格蒙特的老師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觀點：「當教育永遠只選擇最安全的那條路時，它是否也失去了推動生命成長的力量？」

講者在現場播放了一段關於女孩 Lykke 的影片。

Lykke 患有重度進行性疾病，在十多歲時就被安排住進了照護機構。那裡雖然有同樣需要重度照護的人，卻沒有年輕人，幾乎沒有與同齡人交流的機會。後來，她的父親帶著她來到埃格蒙特面試。在親眼目睹了校園裡充滿活力的青春氣息後，Lykke 表達了想在這裡就讀、接受挑戰的意願。

對於 Lykke 的父母來說，這是一個不容易的抉擇。

他們大可以選擇讓女兒繼續留在那個相對安全的機構裡。那裡很安靜、活動受到保護與限制，留在哪裡，或許能讓 Lykke 的生命稍微延長一些。但最終，他們選擇放手，讓埃格蒙特成為女兒真正的青春舞台。在那裡，她可以和同世代的朋友們一起歡笑、參加週末派對，共享年輕人特有的生活經驗。

她的父母清楚知道，學校裡自由的節奏、人際關係的互動，甚至生活中的壓力，都有可能會縮短 Lykke 的壽命。但比起在受限且缺乏社會經驗的環境裡度過一生，他們選擇了這個「計算過的風險（Calculated Risk）」。

這個選擇背後，展現了父母對孩子生命權的尊重：比起單純追求生命的長度，他們更看重生命真實的品質。

講者也說道，有位學生對「被保護」有著複雜的感受。他說，大家總愛對他說「你好棒」「你好厲害」，但那種語氣常讓他覺得自己被當成小孩，而不是被當成一個可以接受挑戰的人。他真正渴望的，不是源源不絕的稱讚，而是被信任：相信他有能力在支持之中面對風險、承擔後果，並從中學習與成長。

這提醒了我們，如果為了消除所有的「物理風險」而過度保護孩子，其實同時也製造了「教育風險」。我們可能會無意間剝奪他們從真實人生中獲得成就感的機會，甚至讓他們處於一種比實際身體狀況「更加失能（障礙）」的狀態。將他們隔離在與現實脫節的安全環境裡，本質上，也是減少了他們作為一個人去「挑戰」的機會。

示弱的勇氣：求助不是添麻煩，而是對團隊的「信任」

如果說 Lykke 的故事，讓我們重新省思了對「身體風險」的保護機制；那麼另一位日本留學生七海（Nanami）的經歷，則是促使我們回頭檢視心理層面的「逞強」。

講者回憶起一次帶著學生前往歐洲旅行的過程。七海因為自身疾病的關係，在旅途中體力已經無法獨自背負沉重的登山背包。在我們熟悉的文化脈絡裡，從小接收到的觀念往往是「要獨立、要堅強、盡量不要給別人添麻煩」。因此，雖然七海需要同學的協助，卻對「自己無法獨自完成」感到相當不自在與羞愧。

她努力咬牙撐著，試圖跨越自己的極限。因為在她心裡有一個擔憂：如果自己成為那個需要被幫忙的人，就會成為團隊的負擔，可能會拖累大家。

然而，埃格蒙特的老師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

老師告訴七海，明明已經超出負荷，卻勉強自己不願尋求幫助、試圖一個人把所有事情扛下來，這在團隊合作中，其實有時是一種「自私（Egoistic）」。

原因在於，當個人過度勉強自己，最終導致體力透支或受傷時，反而會讓整個團隊的共同目標面臨更大的變數。因此，勉強自己，有時反而是將團隊置於風險之中。

老師接著對七海說： 「當妳願意放下身上沉重的包袱，交給我們時，那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明確的訊息。這是一種信任的表現，代表妳信任著我們。這也證明了妳明白一件事——我們不會因為妳需要幫助，就把妳視為一個『軟弱』的人。」

這段話，溫和地提醒了在場的聽眾。我們常以為，獨立就是所有事情都自己來；但埃格蒙特的經驗告訴我們，成熟也包含了認識並接受自己的界線。「展現脆弱」並不是軟弱，而是人與人之間建立真實連結的橋樑。當我們願意向外求助，其實是向團隊遞出了一份信任；而這份建立在互信上的關係，能讓共同體變得更加穩固。

對七海來說，交出背包的那一刻，不僅是身體上的解脫，也是心理上一次重要的跨越，帶來了深刻的生命成長。

待在家最安全，但教育會失去力量

當我們理解了放手與信任的價值後，下一個隨之而來的課題便是：身為陪伴者或教育者，我們該如何面對隨之而來的「風險」？

演講中，帶領戶外活動的老師分享了一段帶領身障學生登山的經歷。在一次行程中，一位坐著越野輪椅的學生面對著一段陡坡，顯得非常緊張與害怕。但在老師明確的支持與引導下，他鼓起勇氣邁出步伐，最終順利克服挑戰，品嚐到無可取代的成就感。

老師坦言，帶著有身心障礙的年輕人去登山，永遠伴隨著風險。他平靜地說：「毫無疑問，待在家裡絕對是最安全的。但是，當教育永遠只選擇最安全的那條路時，它就會失去原本的力量。要讓生命產生蛻變，就必須要有變動；而只要離開舒適圈產生變動，就必然會伴隨某種程度的危險性。」

如果當時老師為了確保萬無一失，選擇將學生留在平地，學生固然安全，卻也永遠失去了獲得那份經驗與自信的機會。

面對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他引用了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的觀點：「焦慮，是自由帶來的暈眩。」

當我們把選擇權與自由交還給學生，帶領他們走向未知的山頭時，教育者自身同樣會感受到這份「暈眩」——那是伴隨著不確定性而來的擔憂與自我懷疑。然而，講者提醒我們，當教職員或領導者感到恐懼時，這並不是缺乏專業素養的表現。相反地，恐懼正證明了你正面臨一項對學生生命深具意義的選擇。

因此，在埃格蒙特的文化裡，「勇氣」不僅僅是一種個人特質，更是教育工作者必備的「專業操守」。風險只能被妥善管理，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如果因為恐懼犯錯而阻礙了行動，才是真正的問題。

我們手中，總是掌握著他人生命的一部分

除了齊克果，他也提到了另一位丹麥哲學家勒格斯特魯普（K.E. Løgstrup）的倫理觀：「我們的手中，總是掌握著他人生命的一部分。」

在與人工作、陪伴他人成長的過程中，這是一個無可迴避的現實。正因為我們手中握有對方生命的一部分，這便對我們提出了一種要求：我們必須為了對方的「最大利益」而行動，而不是為了我們自己。

許多時候，大人或領導者為了逃避可能發生的責任追究，會試圖去排除所有的風險，為學生打造一個完全無菌的環境。但如果用勒格斯特魯普的話來詮釋，在遇見學生的那一瞬間，責任就已經產生了。透過「消除風險」來保護自己免受責難，其實是將自身的利益置於學生的成長之上。

埃格蒙特的經驗告訴我們，自由、勇氣與責任，是共同體運作不可或缺的三個支柱。給予學生探索的自由，意味著我們必須具備承擔風險的勇氣，並將成長的責任真實地交還給他們。沒有風險與責任的環境，或許很安逸，但也同時切斷了我們與他人建立真實深刻連結的可能。

不一樣大的披薩：重新定義日常裡的平等

在對談中，講著們也討論到在日本或是許多東亞社會的觀念裡，我們對「平等」的直覺想像，往往是「分配上的均等」。就像發考卷或是給予資源一樣，每個人都應該拿到一模一樣的份量。

講者用了一個很貼切的比喻：假設這裡有一塊大披薩，有四個人準備分享。如果是基於「分配上的均等」，我們會直覺地把披薩精準地切成四等份，讓每個人拿到一樣大小的披薩。

但在丹麥，他們對平等的詮釋有些不同。

他們會先對話：「你現在餓嗎？」「我現在非常餓，想多吃一點。」「我今天其實沒那麼餓，只需要一點點就好。」於是，很餓的人分到一大塊，不餓的人拿一小塊。

切出來的披薩大小不一，但每個人都得到了滿足。講者說，這才是他們眼中的「平等」。平等不是忽視差異，硬生生地給予所有人相同的對待；平等是「看見並承認差異」，依照每個人不同的需求，給予適切的支持。

這份對差異的尊重，正是埃格蒙特民眾高等學校能夠落實民主與融合的核心。無論是一般青年還是身心障礙學生，每個人都被視為同等珍貴的個體。當社會不再用單一標準去衡量與切割每一個人的需求時，更具包容性的民主才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具體展開。

最近在閱讀日本社會學者關水徹平關於「蟄居（Hikikomori）」的研究，並結合關於「受苦的習語（Idioms of Distress）」的討論後，讓我開始重新反思：當我們談「支持」時，究竟是在追求把人推回標準軌道，還是在尋找一種能讓其本然狀態得以存放的空間？

沉默的吶喊：作為「受苦習語」的蟄居者

首先，我們必須改變看待「蟄居」的視角。它不應該單純被視為一種病理症狀，或簡化為懶惰的社會問題。

根據醫療人類學家 Mark Nichter 的概念，「受苦的習語（Idioms of Distress）」指的是當人們身處無法用語言直接表達反抗或痛苦的文化情境中時，身體會發展出一套特定的「語彙」來進行溝通。

就像南印度的女性因無法直接反抗父權結構，而透過「身體不適」或「端出冷掉的飯菜」來表達無聲的抗議；在日本社會中，「蟄居」同樣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身體性的受苦習語。

許多當事者描述那種「動彈不得（動けなさ）」的感覺——身體像鉛一樣重，無法起床，無法走出房門。這不是他們「不想」動，而是身體在替他們大喊：「我已經無法再適應這個社會的單一價值觀了。」

這種「動彈不得」，或許正是當事者在社會高壓下保護自我的生存方式。

標籤的悖論：為了被聽見，我們必須先承認自己是「問題」

然而，當這種私密的受苦經驗被納入公共討論時，它的意義往往會發生質變。

回顧歷史，「Hikikomori（ひきこもり）」最初僅是用來描述「退縮、不出門」的狀態。然而，隨著精神科醫師齋藤環於 1998 年出版《繭居青春：從拒學到社會退縮的探討與治療》（社会的ひきこもり―終わらない思春期），這個詞彙逐漸被名詞化與醫療化，轉而指稱「長期中斷社會接觸的特定族群」，並迅速被行政機關與大眾媒體採納，成為一個固定的社會標籤。

在臨床心理的脈絡中，對於這段看似停滯的時期，曾提出另一條較具包容性的理解路徑。臨床心理學家河合隼雄曾提出「蛹期（さなぎ）」的概念，用「蛹」來比喻此種暫時封閉的狀態，強調那是一段內在重組與準備轉變的時間，而不只是病理性的逃避。順著這樣的視角，也有人使用「まゆごもり（結繭而居）」的說法，以「繭」的意象來強調：那一段退縮的日子，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結繭」的過程——就像毛毛蟲化蝶前的必經階段，在堅硬的繭殼之中，個體表面上停下腳步，實際上卻在相對安全的隔絕裡，經歷深刻的變化與調整。

這樣的停居，更接近一段需要被守護與等待的生命歷程，而非單純的失敗或退步。對家長和社會而言，或許更重要的是「等待」，而不是急著催促他們立刻破繭而出。遺憾的是，在主流社會語彙中取得霸權地位的，往往不是「正在轉化中的生命」，而是「等待被處理的問題」。於是，原本可能需要被守護、被陪伴、被翻譯的沉潛時期，常被過早命名為失敗、脫軌或風險，並被推入矯正與治理的語言之中。

當「Hikikomori（ひきこもり）」（中文常翻作「繭居」或「蟄居」）這個詞在社會語彙中取得霸權地位後，當事者若渴望被聽見、為了被理解，不得不穿上這個標籤，自稱「我是蟄居者」。為了讓私密的痛苦進入公共視野，被迫借用了一個帶有病理與污名色彩的詞彙作為「通行證」。 我們得先承認自己是「有問題的」，社會才願意傾聽我們的聲音，而原本細膩的個人受苦經驗，就此被「社會問題化」的巨大框架給吞沒了；我們獲得了發言的位置，卻在標籤的掩蓋下，讓真實的痛楚再次陷入失語。

在「位置性」與「問題經驗」之間

為了更透徹地理解這種壓迫是如何形成的，關水徹平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分析框架，將當事者的狀態區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主體：

這張圖表的核心在於區分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當事者主體」：

• 「位置的主體化」（Positional Identification）：社會能辨識的「角色」

  這是當事者為了與社會溝通，所採納的一種身分認同（如「我是蟄居族」）。 為了爭取權益或尋求共鳴，當事者必須將自己複雜的生命經驗，整理成一套合乎邏輯的敘事。他們學會了像個「當事者代表」一樣說話，談論困境、成因與需求。這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是有條理、可被歸類的。

• 「問題經驗的主體」（Subject of Problematic Experience）： 難以名狀的「身體」

  指的是那個還在受苦、混沌不明的原始狀態。 這是赤裸的肉身經驗，其核心感受是「動彈不得（Immobilities）」。在這裡，沒有清晰的邏輯，只有沈重、疲憊、無法起床的身體現實。它是前語言（Pre-linguistic）的，是模糊且難以被翻譯成社會聽得懂的語言的。

而關鍵的壓迫，往往發生在這兩者之間的斷裂（Gap）。關水徹平在研究中觀察到一種常見的現象：

許多當事者在參與自助團體或公開演講後，雖然獲得了肯定，內心卻產生了強烈的「違和感」。 他們發現，嘴巴上說出的那些關於「蟄居族」的清晰定義與復原目標，雖然讓社會聽懂了，卻「滑過」了自己真實的生命經驗。語言跑得太快，變成了正向的口號；但那具沈重的身體，卻依然停留在原地，動彈不得。

這就是比較不容易被看見的困境：社會支援體系往往鼓勵當事者不斷強化「位置的主體」，強調去發聲、去連結，卻忽略了這可能會加劇當事者的身心分離。

我們是否太急著看見一個能清晰表達困境的「理想當事者」，卻遺漏了那個因為過於痛苦，而只能保持沈默、甚至連「我是誰」都說不清楚的真實肉身？

「能力的暴政」：勵志敘事下的二度傷害

這種急於將當事者推向「位置性」的做法，往往伴隨著一套宏大的「勵志敘事」。但若仔細審視，我們會發現這背後隱藏著一種殘酷的邏輯——它將「希望」變成了一種勒索。

若當事者活動只聚焦於「變得有用（可能性）」的勵志敘事，這其實是對「受苦習語」的一種暴力改寫。 這種敘事擅長將「蟄居」這種表達痛苦的身體語言，強行轉譯為「為了跳得更高，所以暫時蹲下」的準備動作。這聽起來充滿善意，但其潛台詞卻是：「你現在的痛苦本身是沒有意義的，除非它能成為未來的養分。」

這就形成了一種對當下的剝奪。它抹殺了當下真實的、無意義的、純粹的痛楚，強迫當事者必須將自己的受苦「資產化」。

更進一步來說，若社會支援僅聚焦於「有用性」，我們將陷入一種「能力的暴政」。 這種敘事暗示了：只有當你能被社會「回收利用」時，你的痛苦才是有價值的。 社會願意接納一個「努力復健的繭居族」，卻無法容忍一個「毫無產出的繭居族」。

這對那些深陷泥沼、連「想要變好」的力氣都沒有的人來說，構成了二度傷害。他們不僅要承受原本的痛苦，還得背負「無法克服痛苦」的羞恥感。

最終，這種要求當事者「克服」的期待，反而將那些堅持使用動彈不得的身體來表達抗議的人，從社會的「合格受難者」名單中無情地剔除。

從「修復」走向「翻譯」與「容身」

因此，我們所尋求的並非要求當事者「改變」或「回歸」，而是要對抗這種單一的價值觀，肯認「無能為力（Inability）」與「被動性（Passivity）」也是一種人類合法的生存狀態。

正如當事者研究的重要據點「浦河伯特利之家」所提倡的：我們擁有「不被治癒的權利」，這意味著我們不需要為了符合社會的期待而急著修復自己成「好用的零件」。如果不斷強迫自己變好、變強，往往只會把人推入更深的自我否定。有時候，承認自己就是如此脆弱、甚至一度「動彈不得」，並不是邁向康復的第一步，而是另一種活著的方式——在那裡，生命的主權不再由生產力來界定。

從受苦的習語（Idioms of Distress）視角來看，我們需要的轉向是：

1. 從「修復」轉向「翻譯」：提供支持或許不在於把人「修好」以重返生產線，而在於成為一位細心的翻譯者。當事者的身體正透過「疼痛」與「停滯」發送訊號，與其急著讓這些症狀閉嘴（以藥物、強迫外出或不停的勸說來壓制），不如先暫停，試著去解碼：這具動彈不得的身體，可能在替那個說不出口的靈魂，傳遞什麼樣的抗議、疲憊，或單純的「不行了」。

2. 從「功能」轉向「容身（Ibasho）」： 我們需要創造的，不是一個充滿「復健功能」的訓練場，而是一個像莊子筆下「無何有之鄉」那樣的所在，使「無用與本然」也能安心暫住。在那裡，人不必先證明自己的用處，才有留下的資格；能夠在場、尚且活著，本身就足以構成一個「可以在這裡」的理由。

這篇文章的最後，不是要說「保持現在的樣子就好」，而是想邀請你嘗試一種小小的抵抗。

下一次，當你面對那個陷入深淵、動彈不得的自己（或是你身邊重要的人）時，試著先暫停那種「一定要讓他好起來」的焦慮。不要急著拉他起來，先陪他一起坐下；不要急著給出建議，先試著聽懂他沈默背後那種說不清的重量。

也許我們做不到讓痛苦消失，但可以暫時停止向它索取意義與產值，允許它就這樣存在一會兒。當「變得有能力」不再是唯一合法的出路時，那些曾被定義為「無用」「失能」的生命狀態，才有可能被看見為某種仍在進行中的故事，而不是等待修復的殘缺。

或許只有當我們不再急著將痛苦轉變為生產力，而願意承認那個「本然」的脆弱狀態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時，關於能力的暴政才會出現裂縫，而每一個受苦的靈魂，也才有機會找到一處相對安放之地。

參考資料

• 関水徹平 (2018). ひきこもり経験者による当事者活動の課題と可能性 ――当事者概念の再検討を通じて [由蟄居經驗者進行的當事者活動之課題與可能性——透過當事者概念的再檢討]. 福祉社会学研究, 15, 69-91.

• 関水徹平 (2025). 苦しみのイディオムとしてのひきこもり一身体経験と社会的過程を架橋する分析 [作為受苦的習語的蟄居——連結身體經驗與社會過程的分析視角]. 社會學評論, 76(3), 526-540.

你是否也常覺得：「自己的問題要自己解決，不能給人添麻煩」？

這股「自我負責」的焦慮，在強調效率的現代社會無所不在。目前，我正在東京民主大學TDU・雫穿大學做田野研究，身處這個既壓抑卻又發展出獨特互助機制的日本社會現場，我遇見了當事者研究與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的論述。

我想透過這些來自日本的視野，和大家分享一種關於「依賴」的全新定義——原來，依賴並不可恥，它甚至是我們奪回人生主導權的關鍵。

我曾經以為獨立，意味著凡事「只能靠自己」

越長越大，我以為所謂的「成熟」，就是能夠自己一個人處理好所有的事。 在這個強調效率、問題解決的社會裡，如果我的身心出現了狀況——焦慮、憂鬱、或是那些說不出口的痛苦，我的第一反應通常是：「自己想辦法，不要給別人添麻煩。」甚至不能太過依賴別人。

我也不知道這樣的「自我負責」信念從何而來，但就是深深埋藏在我心裡。如果我不夠好，那就是我不夠努力；如果我撐不住，那就是我抗壓性太低。

直到最近，我在日本接觸到了「當事者研究（Tojisha-Kenkyu）」，遇見了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與小兒科醫師熊谷晉一郎的論述，我才發現，這個讓我有些窒息的信念，或許從根本上就是錯的。

被「依賴」拯救：原來，我們都是靠著什麼才活下來的

因新生兒假死後遺症導致腦性麻痺的小兒科醫生熊谷晉一郎，有一句名言：「自立，就是增加依賴的對象」。這句話很反直覺，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自立不就是獨立、不依賴他人嗎？

然而事實是，人類必然依賴他者，我們不可能獨自生存。熊谷醫師舉了一個例子，東日本大地震時，只有他來不及從工作的五樓研究室逃生。當大樓電梯停駛，一般人可以用樓梯逃生，但他因為只有輪椅，失去了電梯這個唯一的「依賴對象」。反過來說，所謂的「健全者（正常人）」，其實並不是沒有依賴的事物，而是我們可以依賴的東西太多、太理所當然了（樓梯、梯子、健康的雙腿、社會系統），多到我們產生了一種「我沒有依賴任何東西」的錯覺。

他認為真正的「障礙」，指的是「依賴對象受到限制的人們」，健全者能夠依賴各式各樣的東西，而障礙者只能依賴極其有限的東西。這樣的思考角度對我來說極為震撼，原來，我會感到痛苦、覺得快撐不下去，恰恰是因為我把自己逼到了死角，只剩下「自己的意志力」這個唯一的依賴對象。難怪當意志力這座電梯停駛時，我就會感到崩潰至極。

但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增加依賴」呢？

畢竟，我們不能隨便抓一個人來依賴，需要一種更安全、更有建設性的方式來建立與他者的連結。而正是熊谷晉一郎醫師致力推動，也是北海道伯特利之家（Bethel House）所發展出的核心實踐——「當事者研究（Tojisha-Kenkyu）」。

練習示弱：把痛苦變成公開數據的「當事者研究」

伯特利之家（Bethel House）位於北海道浦河町，這是一個以精神障礙者為主的社區共同體。在那裡，他們做了一件顛覆常理的事：不試圖「消除」精神症狀，而是「研究」它。

他們會聚在一起，在白板上畫圖、討論，共同研究「幻聽先生今天為什麼心情不好？」或是「妄想爆發的機制是什麼？」。這就是當事者研究的核心——「弱點的情報公開」。

這個過程甚至可以很幽默。伯特利之家每年還會舉辦「幻覺妄想大賽」，讓成員上台分享自己最荒謬的幻覺，台下則報以熱烈的掌聲與笑聲。在這裡，痛苦不是需要被藏起來的秘密，而是可以拿來連結彼此的「特產」。

在與人互動的過程中，我們習慣隱藏弱點，但在這裡，他們將自身的苦難與弱點當作「研究主題」攤在陽光下。透過這種方式，原本私密的、令人窒息的痛苦，轉化成了社群可以共同分析的「公開素材」。這就是熊谷醫師所說的「增加依賴」的具體實踐，透過公開弱點，創造了一個讓夥伴可以介入、協作的介面。

「不要一個人決定」：破解自我負責的孤獨魔咒

然而，現代社會中的「依賴」往往伴隨著「失去主導權」的恐懼；而「自我決定」又往往伴隨著「後果自負」的壓力，這其實是對「自立」（independence）概念的誤解。回溯1970年代，日本障礙者自立生活運動所爭取的「自我決定」，原是為了對抗醫療父權與強制收容，主張「即使重度障礙，也有選擇在社區生活、並選擇依賴對象的權利」。

然而，到了2000年代，這份關於尊嚴的訴求，卻與新自由主義削減福利的邏輯不幸合流。政府將「自我決定」置換為消費者的「選擇自由」，進而推導出冰冷的「自我責任論」。這種歷史性的挪用，將原本「共同支撐的權利」，變成了個人「孤獨的賭博」——彷彿一旦你做了決定，社會就無需再為你提供安全網。

這種將「決定」視為賭博的恐懼，在長期陪伴伯特利之家的資深社工、也是《新・讓人能安心絕望的人生》作者向谷地生良筆下，被描述得十分精確：

一般所說的這個「自我決定」的視角，如今已作為各種福祉服務與照護的基本原則，廣泛地普及開來。 以這套自我決定論為背景，專家在與當事者對話時常說的那句——「你想怎麼做呢？」現在已幾乎在所有情境中都看得到。

然而，被這樣問到的許多當事者表示，他們會在那句話背後——「既然是你自己決定的，那麼結果責任也要你自己承擔」這個隱含訊息之中感到緊張，也感到恐懼。

正因為理解這種恐懼，浦河發展和傳承著了一套與主流價值背道而馳的原則：

「關於自己的事，不要只由自己一個人來決定。」

無論人們多麽強調「自我決定」，在失去與他人的連結、被孤立與孤獨包圍的狀態下做的「自我決定」，是危險的——這是由經驗累積而來的原則，因為他們知道：人在最能發揮力量的時刻，是接受自己的無力、從執著與被困住的情緒中獲得解放、重新找回與自己、與他人的溫和信任之時。

這段話深深打動了我。原來，真正的自立不是獨自承擔，而是「不只由自己決定，而是在確實存在的人際連結當中得以成立的一種態度」。

當我們開始研究自己的苦難，並將這些發現告訴夥伴（公開弱點情報），我們就不再是孤立無援的個體。而原本只能靠自己硬撐的絕望，因為有了夥伴的理解與協作，變成了可以被支撐的日常。

這正是我所看見的「當事者研究」：它不是要治好我們，而是讓我們透過研究自己，重新與世界建立連結，找回屬於我們的「依賴網絡」。而要建立這個網絡，我們首先得改變對自己的定義。

當事者：不是「有問題」的人，而是「有需求」的人

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與障礙者運動領袖中西正司，在合著的《當事者主權》中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定義：所謂的當事者，並不是指那些「抱持問題的人們」，而是「擁有需求（Needs）的人們」。

為什麼要特地這樣區分？ 因為所謂的「問題」，往往是社會單方面定義的。例如，只有在充滿階梯的社會裡，坐輪椅才會變成一個「移動的問題」；如果社會充滿了斜坡與電梯，輪椅就只是一種差異，而不是問題。 如果我們自認是「問題持有者」，我們就會陷入「是我不夠好、是我不適應」的自責中。但如果我們轉個念頭，承認自己是「需求持有者」，視角就完全不同了——我不是麻煩的製造者，我是服務的終端使用者（End-user），我有權利要求這個社會回應我的需求。

因此，「當事者主權」對抗的是那種「關於你的事，專家比你更清楚」的家長式管治（Paternalism）。它主張的是：我有權決定我要如何依賴這個社會，而社會有責任回應我的需求。我們不需要為了證明自己是強者而拒絕幫助，也不需要因為接受了幫助而感到羞愧。因為真正的自立（Autonomy），被重新定義為「在以依賴（需要幫助）為前提的基礎上，進行自我決定」。

不只是「是」當事者，而是要「成為」當事者

這個「從問題到需求」的視角轉換，改變了我對「痛苦」的看法。

同時，上野千鶴子提醒我們：僅僅身為問題的持有者（是當事人），那只是被動的狀態。 在這種狀態下，我們往往只會感到羞恥，覺得自己是個「有問題的人」。

但當我們應用上野所說的「需求」視角時，痛苦的意義就完全不同了。 在當事者研究的實踐中，我們不再將痛苦視為個人的瑕疵，而是把它看作一個訊號。它在告訴我們：「嘿，這裡有一個未被滿足的需求。」

• 如果我是「問題持有者」： 我會想「我有焦慮症，我是個抗壓性差的人。」（陷入自責）

• 如果我是「需求持有者」： 我會想「我感到焦慮，代表這個環境太高壓了，我現在需要休息，或者需要一個安全的空間。」（獲得賦權）

上野千鶴子強調，真正的「成為當事人」，就是這個主動轉化的過程。 它意味著我不再只是忍受，而是決心成為這些需求的主人（治理者），並開始有能力構想：「那我希望這個社會變成什麼樣子，才能滿足我的需求？」

像登山隊一樣思考：從「多數決」到「激進的民主」

這個從「個人需求」出發的思考，最終會導向對「社會結構」的叩問。 當我們「成為」當事者時，我們不僅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更是在構想「希望這個社會變成什麼樣子，才能讓擁有這些需求的我也能活得下去？」

上野千鶴子在《當事者主權》中指出，我們習以為常的當代民主，其實是建立在多數決與代議制之上。這種制度往往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基準，但這背後隱含的代價，卻經常是少數者的犧牲。

因此，當事者主權主張一種更徹底的「激進民主主義（Radical Democracy）」。這並不是要推翻多數，而是要擁護每一個「例外」的權利。

書中有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 想像一支登山隊，如果要確保全員安全抵達，隊伍的速度不應該取決於腳程最快的人，而是應該配合「走得最慢的那個人」。

而這是真實發生在伯特利之家的商業模式。他們在經營昆布包裝生意時，為了讓手腳最慢、甚至做一做就會幻聽發作的夥伴也能參與，刻意將工序拆解得極碎，依照「最不能工作的人」來制定流程。結果證明，這種看似反效率的模式，反而創造了驚人的向心力與利潤。

社會設計也是一樣。如果我們只為「平均值」的人設計制度，那麼偏離標準的人就會活得很辛苦。但如果我們能打造一個讓「擁有最多需求的人（走得最慢的人）」都能安心生存的社會——例如充滿斜坡與電梯的通用設計，那麼這對所有人來說（包含推嬰兒車的父母、提重物的人），都會是一個更宜居的社會。

練習連結，因為我們都是潛在的當事者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邀請每一位在生活中感到疲憊的朋友，一起練習「連結他者」。

因為在這個超高齡化的社會裡，誰都無法保證自己永遠健康、永遠獨立。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當事者，我們都會變老、都會生病、都有走不動的時刻。

所以，承認依賴並不可恥。 試著公開一點點的弱點，試著把個人的痛苦變成我們共同研究的課題。 當我們開始練習在依賴中建立連結，我們就是在為未來的自己，以及那個「走得最慢的自己」，編織一張能夠溫柔接住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延伸閱讀

文章＆影片

（中文）精神障礙者如何在社區過上完整而有價值的生活？伯特利家屋的創新與實踐之路

（日文）自立，就是增加依賴的對象；希望，就是與人分擔絕望

（日文）熊谷晋一郎：重新思考依賴的價值

（英文）日本對精神病診斷的激進替代方案——當事者研究 Tōjisha-kenkyū

參考書目

• 《當事者主權》（暫譯）

  • 日文原名：『当事者主権』（岩波新書）

  • 作者：上野千鶴子、中西正司

• 《新・讓人能安心絕望的人生》（暫譯）

  • 日文原名：『新・安心して絶望できる人生』（NHK出版）

  • 作者：向谷地生良

最近台灣在熱議「特權」（Privilege），這個詞聽起來有點刺耳，好像在指責誰憑什麼過得比較好。而我最近剛好正在讀《與孩子共創民主：教育能做的事》（こどもと民主主義をつくる: 教育にできること），裡頭有一段反思讓我深感共鳴。

書中對於「特權」的剖析，並非為了指責或審判，而是提供了一種溫柔而犀利的視角，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自己與社會的關係。我想藉由書中的觀點，結合作者的生命經驗與我們身處的現代情境，梳理這張交織著權力、傷痛與自由的網。

特權之輪的在地化：從西方語境到日本社會

書中引用了加拿大教育學者 Silvia Duckworth 的「特權之輪」（Wheel of Power/Privilege）作為起點：

• 圓心（權力核心）： 住在這的人，像是人生開啟了「簡單模式」。他們享有社會結構賦予的便利，擁有較高的「生存容易度」。對他們而言，生活中的順遂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

• 外圈（邊緣群體）： 住在這的人，每天都在面對逆風。他們的生存充滿了阻力，必須耗費額外的力氣才能達到圓心的人唾手可得的平靜。

然而，特權的定義並非放諸四海皆準。作者非常細膩地將這張圖進行了「日本在地化」的轉譯。在西方的語境中，種族問題可能是「白人 vs 有色人種」；但在日本的語境下，作者將其轉化為：

• 國籍： 「日本國籍」（核心） vs 「外國籍」（邊緣）。

• 民族： 「大和民族」（核心） vs 「其他民族」（邊緣，如阿伊努族、琉球民族、在日朝鮮人等）。

• 語言： 「日語母語者」（核心） vs 「非日語母語者」（邊緣）。

這種轉譯非常重要，它提醒我們：特權是脈絡化的（Contextual）。 我們不能只用西方的視角看世界，必須回到自己腳下的土地，去辨識那些在我們社會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優勢結構。

一個誠實的星號：發現自己是「無自覺的多數派」

這張圖最觸動人心的地方，在於作者用星號（＊）誠實地標示了自己的位置。透過這些標記，我們清晰地看見了一個人的社會座標：

• 她在邊緣嗎？ 是的。在「性別」上，她標示在中間圈層的「女性」；在「經濟」上，她標示在中間圈層的「中產階層」。這解釋了為什麼她最初撰寫生命史時，會先想起那些受傷、被貶低的記憶。

• 她在核心嗎？ 驚人地多。 看看其他的星號：

  • 國籍： 日本國籍（核心）

  • 民族： 大和民族（核心）

  • 語言： 日語母語者（核心）

  • 學歷： 高學歷（核心）

  • 身心： 健康者（核心）

  • 性傾向： 異性愛者（核心）

這張圖不僅是理論，更是作者的「自白書」。她驚覺，雖然自己擁有身為女性的傷痛，但在絕大多數的層面上，她其實穩穩地站在權力的圓心。

她意識到：「雖然我有受傷的部分，但在更多層面上，我其實是『無自覺的多數派（Majority）』。」 這種誠實的自我凝視，是轉化的起點。如果只盯著自己作為女性或中產階級的委屈，就會看不見自己作為大和民族或高學歷者所享有的巨大紅利。

光譜的無限展開：從「特權輪」到「30種性別」

如果我們將鏡頭拉遠，會發現這個圓輪上的刻度，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書中提到作者造訪丹麥性別博物館（Gender Museum Denmark）的經歷，這段見聞為特權輪增添了更深邃的註腳。在那裡，關於性別的定義與分類竟然多達 30 種以上。

這讓我十分震撼：如果連「性別」都不是簡單的男/女二分法，那麼我們身上的其他標籤——種族、階級、學歷、身心健康狀態，又怎能簡單地切分為「有特權」與「沒特權」？

這正是法律學者金伯利·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提出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我們的身份是由無數條線交織而成的複雜光譜。你可能在「教育程度」上處於優勢的圓心（例如碩士畢業），卻同時在「性別認同」或「經濟背景」上處於邊緣的外圈。

特權不是一個「有或無」的開關，它是一個流動的、呈現漸層狀的複雜結構。

為什麼承認特權如此痛苦？為什麼我們感覺不到自己是「既得利益者」？

既然特權是存在的，為什麼承認它這麼難？書中點出了一個重要的心理機制：「承認自己過得舒適，是因為社會結構的傾斜，甚至是奠基於他人的犧牲，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為了保護自尊，我們往往會無意識地否認這一點。

更深層的原因，在於現代社會階級的「碎片化」。

我曾在 Erik Olin Wright 的《理解階級：二十一世紀階級論 》中讀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讓我們產生了一種錯覺。雖然數據顯示所得分配極端化，促成了「我們都是那 99% 的受害者」這種口號，但實際上，這 99% 的人並沒有共同的生活經驗。

試想，一位在科技大廠年薪百萬的工程師，與一位在超商打工的計時人員，兩者在名義上都是「受僱勞工」，都屬於那 99%。但是，他們在：

1. 收入的水準與保障

2. 就業的穩定性

3. 工作中的自主權

4. 發揮創意的機會

這四個面向上有著天壤之別。這種生活經驗的零碎化，削弱了我們對彼此命運的共感。高薪白領很難想像底層勞工的焦慮，因為雙方的階級結構已經複雜到難以單純用「勞資對立」來解釋。正是這種複雜性，讓我們很容易忽視自己其實在某些層面上，已經是享盡紅利的「特權者」。

轉化的旅程：先擁抱受傷的自己，才能看見受苦的他人

那麼，我們該如何走出這個認知迷霧？作者分享了她個人的轉化歷程，這段自我剖析非常動人。

一開始，當她試著書寫個人生命史（Personal Story）時，湧上心頭的全是傷痛：被老師怒罵的恐懼、被家人責備「沒用」的羞恥。這時的她，看見的是自己作為「受害者」的一面。

但隨著反思加深，另一個聲音出現了：「等等，雖然我受過傷，但我買得起想看的書，去得起想去的地方，家裡也供得起我讀大學。」

她驚覺，雖然自己擁有某些「少數派（Minority）」的傷痛屬性，但在更多層面上，她其實是「無自覺的多數派（Majority）」。

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 如果不療癒自己的傷痛： 我們會無意識地將痛苦投射到別人身上，變成加害者。

• 如果只看見自己的傷痛： 我們會陷入受害者心態，看不見自己擁有的權力。

我們需要的不是去比「誰比較慘」，而是凝視自己的傷口、療癒它，然後利用這份對疼痛的理解，去共鳴他人身上那深刻的傷口。

另一種視角：人生RPG與裝備的加乘效應

正如書中所言，承認自己享有特權往往伴隨著痛苦與抗拒。當我們把目光拉回台灣，這場關於「特權（Privilege）」的對話，經常陷入「你是否否定了我的努力？」的劍拔弩張。

對此，內湖高中國文科詹筌亦老師（aka 貍想教育柴柴老師）提供了一個非常精妙的比喻，或許能幫助我們卸下心防。他建議將沉重的「特權」一詞，轉換為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資本」。

詹老師這樣形容：

「試想人生若是一場 RPG 遊戲，個人的努力是『操作技術』，而背包裡的經濟條件、人脈、學歷光環與氣質談吐則是『頂級裝備』。

承認資本的存在並非否定努力，而是看見了加乘效應——當優秀的操作技術配上頂級裝備，產出的成果自然加倍；而缺乏資本的人，可能光是為了維持生存就已抵銷了大半力氣。」

透過這個生動的視角，我們得以看見：許多人的成功，確實有他個人的拚搏（操作技術），但也不能忽視他身上穿著別人沒有的「神裝」（資本）。

看見「順風」，是為了同理「逆風」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樣談論？詹老師強調，這絕不是為了貼標籤或鬥爭，而是因為「看見」是「同理」的開始。

當既得利益者急著辯解自己的努力，或弱勢者憤怒於自身努力被抹煞時，我們都錯過了對話的機會。詹老師溫柔地提醒我們：

「談論資本，是為了讓我們停止用單一的『努力論』去評價他人的成敗；更是為了提醒我們，個人的成功背後，往往有著結構與制度的支撐。

看見自己擁有的『順風』，進而理解他人正在面對的『逆風』......看見資本，是為了讓『同理心』有立足之地；討論結構，是為了讓『公平』不只是一句口號。」

​教育的共犯結構：從「線性學習」到「共同幸福」

如果說社會是一場 RPG 遊戲，那麼學校往往就是那個過早判定誰是「贏家」、誰是「輸家」的分類帽。

在這裡，我想引入兩位當代教育先驅的觀點，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教育制度是如何固化這種特權結構的。

以色列民主教育之父 Yaacov Hecht 曾深刻地指出： 傳統教育過度強調「線性學習（Linear Learning）」，我們習慣用單一的標準答案去區分誰是「知道的人」、誰是「錯誤的人」。這種思維讓我們不斷檢查自己在曲線上的位置，並下意識地與那些「不在我們這個水平上」的人劃清界線。於是，社會分層就這樣在教室裡被隱形地完成了。

這與荷蘭前衛學校 Agora 的創辦人 Sjef Drummen 的看法不謀而合。他批評傳統學校按成績分層，導致表現不佳的學生被排除在優質資源之外，身陷底層。因此，他在 Agora 提出了一個震撼人心的定義：

「所謂的成功，不是個人的學業成就，而是『對社會的貢獻』以及『讓彼此幸福的使命』。 成功不是個人的功勞，所以成功的人有責任給予其他人實現成功的機會。」

這段話完美地回應了前面的特權討論。如果我們承認身上的裝備（特權）是社會給予的，那麼教育的目的就不該是教我們如何獨佔這些裝備去贏過別人，而是教我們如何運用這些優勢，去創造一個更包容的環境。

真正的教育，應該是解除那種「根據學術能力劃分資源」的不平等，讓每個孩子——無論他跑得快或慢——都能在群體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走向實存的自由：帶著裝備，成為改變的代理人

回應了教育的本質後，我們再回到個人的層次。

無論是日本作者在特權輪上誠實畫下的星號，還是詹老師筆下的人生 RPG 比喻，亦或是 Agora 強調的「共同成功」，它們都指向同一個核心：

我們或許無法決定自己出生時背包裡裝了什麼「神裝」，也無法決定生在特權同心圓的哪個位置——這些是我們無法改變的「預設值」。

但真正定義我們的，從來就不是這些預設值，而是我們「如何運用」它們。

面對手中的優勢，你是選擇只顧著讓自己加速升級？還是選擇運用你的裝備去修補遊戲中不合理的規則、去扶持那些裝備較少的隊友？

這才是我們真正擁有的自由與選擇。

在特權與壓迫交織的複雜迷宮中，唯有透過持續不斷的覺察，並做出負責任的選擇，我們才能從被動的玩家，轉變為主動的「改變代理人（Agent）」，創造出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實作與省思：你的努力，這張表都知道

最近網路上流傳著一份「台灣特權量表：社會學觀點」，引起了許多人的轉發與熱議。而在教育圈，貍想教育的大貍也設計了一份更聚焦於個人奮鬥史的「你的努力我知道」量表。

這份量表非常值得玩味。不同於特權檢測容易讓有些人感到愧疚，這份量表像是一次溫柔的自我確認——它確認了你在資源匱乏時的堅韌，也確認了你在順境時的善良。

不妨花一分鐘，一起來做做看～ 願我們都能在看見裝備之後，溫柔地接住自己，也撐住別人。

平復心情後，我再次打開他在東大的退休演講，試圖理解為什麼他的觀點如此深深吸引我？重讀筆記，我似乎有了一點答案。

當代的困境與哲學的轉向

牧野教授指出，近代社會契約與資本主義雖然賦予人們形式上的「自由」，卻將人異化為均質的「國民」與被預設用途的「工具」，困於線性時間的量化價值中而感到孤獨與不幸。 我們看似自由，實則活在一條被鎖定的時間軸上，隨時感到焦慮與空虛。

要突破這種困境，我們必須從霍布斯式基於恐懼的契約，轉向盧梭式基於 Compassion（惻隱之心） 的連結。

這意味著我們不再對他者冷漠，而是將他者的苦難視為己任，主動將被社會「拋擲（Thrownness）」的被動性轉化為能動的創造。我們不再是因為害怕受傷而締結冷冰冰的法律契約，而是因為「看見了他人的痛苦」，而自然地伸出援手。

回歸內在的生態倫理：什麼是「愛」？

這種轉向不需要依靠外在高壓的規範。牧野教授強調，這種轉變並非依賴外在超越的「道德（Morality）」審判，而是回歸史賓諾沙（Baruch de Spinoza）式的內在「生態倫理（Ethology）」：當我們在與他人的「關係態」中，互相提升彼此維持生存的「力能（Potentia）」時，那種生命力增強的喜悅即是「愛」。

換句話說，愛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當我們在一起時，覺得「活著更有力量、更快樂」的那種真實感受。因此，真正的 Well-being（幸福安康）並非獨善其身，而是透過實踐良善之事，讓個體與社會在相互滋養的關係中，共同成為「良善的存在」。

實踐現場：在「小社會」中看見生命力

這種哲學觀點並非空中樓閣，而是牧野教授在日本各地（豐田市、阿蘇市、沖繩等）親眼見證的現實：

• 找回尊嚴（Pride）：在豐田市旭地區，曾經自嘲是被時代遺棄的老人們，在與年輕人的互動中，感受到自己的經驗能提升對方的「力能」，從而找回了生存的尊嚴，不僅治癒了年輕人，也重塑了自己。

• 成為當事者（Ownership）：不管是為老人們製作口罩的孩子，還是支援遊民的藝術計畫，關鍵都在於讓人從「被動的接受者」轉化為「主動的給予者」。當我們開始為他人行動，孤獨感便在連結中消融。

方法論：像玩耍一樣的 AAR 循環

為了在生活中實踐這種倫理，牧野教授提倡一種更具生命力的 AAR 循環，取代僵化的 PDCA（意指Plan 計畫、Do 執行、Check 檢查、Act行動）：

• Anticipation（期待）：抱著「好像很有趣」、「會發生什麼好事呢」的興奮感。

• Action（行動）：試著跳進去、做做看。

• Reflection（省察）：在做的過程中邊做邊調整。

這就像玩動態拼圖，我們不必等到完美才行動，而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中，不斷生成新的自己與新的關係。

社會教育是「土壤」

牧野教授重新定義了「社會教育」。它不是學校教育的剩餘補充，而是「社會的基礎建設」。

社會教育的工作就是「耕耘土壤」，負責在社區中編織人與人的關係，讓 Compassion（惻隱之心）得以流動。在這片肥沃的土壤上，人們可以自由地連結、放心地互相依賴，最終讓每一個個體與社會整體，都在愛的連結中，共同成為「良善的存在」。

而他所說的這一切，與我的生命經驗（似乎也與他的經驗）有著深刻共鳴。從小家人忙碌，長大後在學校感到格格不入，那種揮之不去的孤獨感，讓我不斷叩問自己存在於社會的意義。

這種空虛與無助感困擾我非常非常久，因此我一直在找尋某種能夠支持我活下去的理由，或是與他人的某種深刻連結。我想正因如此，我才會被上述的教育哲思與實踐如此觸動：我們無法獨立於他人而活（需要共生），但我們又不能被單一規範同化（需要自我與主體性），那我們究竟如何既能活成自己、又找到與人相互依存（interbeing）的方式？是我這輩子不斷在尋找的答案。

而教育作為培育社會公民的機構，不應只是製造標準零件的工廠，而應是那片能讓我們既活出自己主體性、又能與他人深刻共生的肥沃土壤。

唯有在這樣的土壤裡，我們才能不再是孤獨的原子，在彼此的關係態中互為支撐，成為彼此生命中那股溫暖而強韌的「力能」。這，或許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答案，所以我才會深受吸引。

如果想了解更多牧野教授的論述，歡迎閲讀我之前整理的文章～